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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三五”時期經濟波動態勢分析

瀏覽:6457 作者: 時間:2015-08-14
2015年是落實“十二五”規劃的最后一年,是黨中央關于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的編制之年。5月27日,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召開的座談會上強調,“十三五”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時期,要系統謀劃好“十三五”時期經濟社會發展。6月16日至18日,習近平同志在貴州調研和召開座談會時指出,要看清形勢、適應趨勢、發揮優勢,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發展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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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GDP增長率的波動(1981—2015年)(資料來源:國家統計局網站)


  2015年是落實“十二五”規劃的最后一年,是黨中央關于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的編制之年。5月27日,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召開的座談會上強調,“十三五”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時期,要系統謀劃好“十三五”時期經濟社會發展。6月16日至18日,習近平同志在貴州調研和召開座談會時指出,要看清形勢、適應趨勢、發揮優勢,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發展。他強調,“十三五”時期是我們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。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既定目標,著眼于我國未來5年乃至更長遠的發展,既不能脫離實際、提過高的目標和要求,也不能囿于一時困難和問題而縮手縮腳。這些論斷和要求,對于我們探討和分析“十三五”時期宏觀經濟波動態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。


  “十三五”開局之年面臨的宏觀經濟波動態勢


  改革開放30多年來,我國經濟并不是以近10%的高速直線增長的。從10年左右的中長周期來考察經濟增長率波動,我國經濟增速經歷了3次上升與回落的波動過程(如圖)。第一次上升是1982—1984年,GDP增長率從1981年5.2%的低谷上升到1984年15.2%的高峰,上升了10個百分點;第一次回落是1985—1990年,GDP增長率回落到1990年3.8%的低谷,回落了11.4個百分點,下行調整了6年。第二次上升是1991—1992年,GDP增長率從1990年3.8%的低谷上升到1992年14.2%的高峰,上升了10.4個百分點;第二次回落是1993—1999年,GDP增長率回落到1999年7.6%的低谷,回落了6.6個百分點,下行調整了7年。第三次上升是2000—2007年,GDP增長率從1999年7.6%的低谷上升到2007年14.2%的高峰,上升了6.6個百分點;第三次回落是2008—2015年,GDP增長率回落到2015年7%的低谷,回落了7.2個百分點,下行調整了8年。    “十三五”開局之年即2016年,我國宏觀經濟波動面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,經濟增速已連續8年處于下行調整中,是改革開放以來3次回落中歷時最長的一次。我國經濟增速在2007年達到14.2%的高峰后,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中,2010年經濟增速略有上升(10.4%),但總的看,到2015年已連續8年處于下行調整過程(2015年增速按年初經濟增長預期目標7%計)。我國經濟結束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,進入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速度換擋期,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。


  “十三五”時期宏觀經濟走勢的四種可能性


  “十三五”時期,即2016—2020年,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大致有四種可能性。第一種可能性,一路下行,由7%降到6.5%,到2020年降到6%或更低。其政策含義是:宏觀調控不再守下限和保下限,下限不斷下移。第二種可能性,一路走平,在7%左右一路走平。其政策含義是:繼續守下限。第三種可能性,重返10%以上的高增長。其政策含義是:強刺激。實際上,這種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。之所以又把它作為一種可能性,是因為現在有人不愿意講“回升”,認為“宏觀調控只為托底,不為抬高”。如果你說經濟增速會出現回升,就說你要重回10%以上高增長的老路。所以,這里將其作為第三種可能性單列出來,以區別于經濟適度回升。第四種可能性,遵循經濟波動規律,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上下限之間正常波動。其政策含義是:以合理區間的中線為基準,該回升時就回升,但要把握好回升的幅度;該下降時就下降,但要把握好下降的幅度。“十三五”時期,應努力爭取第四種可能性,但這并不容易。


  新常態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


  現在,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,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高速。有人將新常態片面理解為經濟增速一路下行。對此,必須予以澄清。因為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將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,比如將會嚴重影響市場預期和企業投資,影響財政收入增長,甚至影響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。事實上,新常態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。不應把新常態泛化,更不應把一些“異常態”“非常態”現象說成是“新常態”。有人提出“趕超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經歷一段高速增長之后,其增長速度會下臺階”,這種說法沒錯;但如果說這個“下臺階”一定是“大幅度”下臺階,或一定是長時間一路下行,那么,這種說法則不符合客觀規律。應當看到,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、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,我國經濟具有巨大韌性、潛力和回旋余地,未來發展空間還很大。我們應主動適應新常態,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,堅持把轉方式、調結構放到更重要的位置,但這并不意味著放任經濟增速一路下行。


  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包括下限、上限和中線。經濟增速下滑具有慣性,如果沒有抵擋下滑的足夠力量,一旦國內外經濟環境有個風吹草動,即出現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沖擊,經濟運行就有可能滑出下限。因此,在“十三五”時期,實現上述第四種可能性,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上下限之間正常波動,宏觀調控就應把握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中線,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。目前,應充分利用距通貨膨脹上限還留有的空間,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。


  為“十三五”時期經濟增速適度回升積蓄力量


  把握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中線,防止經濟增速一路下行,不是靠短期的刺激措施、簡單的放松政策或者零碎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的。也就是說,不是在短期宏觀調控層面所能解決的。我們不能僅就短期宏觀調控的力度問題去討論,不能僅就宏觀調控該松還是該緊、該微刺激還是強刺激去討論。同時,也不是靠簡政放權、僅僅靠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就能解決的,因為市場機制具有自發性和下滑慣性。


  防止經濟增速一路下行,需要從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更高層面來謀劃,也就是從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新的頂層設計層面來謀劃,尋求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戰略層面的重大創新和突破,尋求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作用的力量。2015年黨中央關于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的編制,以及2016年初“十三五”規劃綱要的出臺,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,將會形成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作用的力量。特別是“一帶一路”、京津冀協同發展、長江經濟帶這三大戰略的布局和實施,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在空間格局上的重大創新和突破,有利于充分利用和發揮我國經濟的巨大韌性、潛力和回旋余地,釋放出需求面和供給面的巨大潛力。


  從前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所經歷的3次上升過程來考察,相關五年計劃或規劃的實施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。如,1982—1984年的第一次上升過程正值“六五”時期的第二、三、四年;1991—1992年的第二次上升過程正值“八五”時期的第一、二年;2000—2007年的第三次上升過程正值整個“十五”時期以及“十一五”時期的第一、二年。參考這種情況,“十三五”規劃的啟動和實施,有可能積蓄起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向上的力量,有可能使經濟增速止跌企穩并適度回升。這樣看,2015年經濟增速回落有望觸底,即有望完成階段性探底過程,“十三五”時期有可能進入新常態下的新一輪上升周期。新一輪上升周期不是單純讓經濟增速適度回升,更不是重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狀態,而是要實現有質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續的回升。要借回升之勢,營造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,更好實現穩增長與轉方式、調結構、促改革、惠民生的有機結合,更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。


  以上分析只是一種可能性,歷史不會簡單地重演。“十三五”時期,我們還會遇到許多困難和問題,還需要積極探索、不懈努力。習近平同志在浙江調研時指出,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,如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,我們的認識和實踐剛剛起步,有的方面還沒有破題,需要廣泛探索。這里提到的“探索”包括理論和實踐方方面面的探索,其中探索新的政策尤為重要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我國經濟發展“三期疊加”即增長速度換擋期、結構調整陣痛期、前期政策消化期,還可加上一期,即新的政策探索期。(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、經濟學部副主任)